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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四川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里的一份学生履历表，上面照片中的学生西装革履，英俊儒雅，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让人觉得深不可测。
他叫汪声和，是齐鲁大学在华西协合大学借读的学生，更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解放前夕，汪声和夫妻双双被组织派到台湾，不久身份暴露，被以“匪谍罪”杀害，年仅30岁和28岁。
与其他红色特工不同，汪声和夫妇参加的台湾地下工作小组，是由苏联情报系统直接指挥、唯一一个配有秘密电台的国际情报组。
1920年，汪声和出生在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爷爷汪玉书是晚清举人，曾任清朝王爷的家塾教师。父亲汪晋桓曾任北平邮局分局长，母亲陆珍，是中国社会典型的贤妻良母。
汪声和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分别是二弟汪声鸣，三弟汪声銮，四弟汪声达，五弟汪声光，大妹汪声涵，二妹汪声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正在北平五中读书的汪声和和二弟汪声鸣目睹了中国受尽侵略者欺压的惨景, 义愤填膺，秘密参加了我党的抗日组织活动。
汪声和年幼时，全家住在北京什刹海前井胡同七号——王府的后花园内（解放后改建成小学校）。北平地下党组织考虑到汪家环境好、地址隐蔽，决定将地下电台放在此处。
为了隐蔽电台，汪声和、汪声鸣将电台做成普通收音机的样子摆在桌上。当需要收发报时，他们仅需要改装几个电子管就可以将这个“普通的收音机”马上 “变成”一部“土”电台。
怎么解决暴露在外面的天线问题呢？他们将院中的大树树皮割开，把天线放在里面。未解决电台耗电高的难题，他们将路灯的电线接到家中或改装电表。
由于汪家住在王府的深宅大院，很少受到外人的注意。偶尔家里有警察进来检查，看到的也只是桌上摆着一台普通收音机。汪声和兄弟俩有机会在家练习收发报。
在中学时期，汪声和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39年他参加北平市高中统考，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银盾奖杯。
汪声和高中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北平南下，转道经香港去了昆明。经友人介绍，凭着高超的无线电技术，他顺利考入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任无线电机务员。
欧亚航空公司，是国民政府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资经营的航空运输企业，为中国最早的国际航空公司。1931年3月成立，总公司设上海。主要运营航线有:平粤线即北平(今北京)–广州，包兰线即包头–兰州，沪兰线即上海–兰州，西昆线即西安–成都–昆明，兰新线即兰州–哈密，另有不定航班若干。抗日战争开始后，公司迁至昆明。1941年因中国对德国宣战，其资产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接收。1943年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
汪声和入职后，被调往兰州欧亚航空公司西北导航电台，担任了兰州站无线电机械师的职务。在兰州他因不满的各种官僚作风，学习了很多进步书籍。
1942年的春天，汪声和被欧亚航空公司调去了成都，成为了一名无线电技师。在成都，他遇到了陈甫子。
陈甫子的公开身份是欧亚航空公司成都电台报务员，其实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代表团成员和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的秘密联络员。
董必武在统治区工作期间，除了协助周恩来参加同当局的谈判，领导我们党在统治区的工作之外，他还是仅次于周恩来的、我党在国统区内对敌隐蔽战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当时，蒋介石正在掀起第三次高潮，鉴于敌后秘密工作安全的考虑，陈甫子对汪声和进行了一番有意识的试探，比如陈甫子经常带汪声和回家看重庆出版的我党编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通过这一些方式，陈甫子对汪声和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有了深入了解。
1942年8月的一个晚上，陈甫子专门请汪声和到他家里去，说有事要他帮忙。在家里，陈甫子从床下的箱子里拿出一部小型收发报机，请汪声和代为修理。经过几个月相处，汪声和认定陈甫子是属于系统的，于是帮他修好了电台。
随即，之前已经请示过董必武同意的陈甫子，当场向汪声和亮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希望汪声和也加入组织。汪声和说：“考虑一日，后天再回答。”
三天后，汪声和下班后，再次专程前往陈甫子家告诉他，表示愿意接受他的介绍，加入中国。
1942年8月，汪声和经董必武亲自批准加入了中国。入党后，陈甫子在重庆向董必武当面作了汇报。董必武安排他的秘密联络员陈甫子直接领导汪声和的情报工作。
一，为中国和第三国际收集情报，二，负责我党地下电台机件的维护和保养，三，提升个人的收发报技术。
也就在1942年，二弟汪声鸣在从北平五中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的中央大学，汪声和获悉情况后，他动员弟弟放弃了升学机会，从北平南下，到自己身边协助他搞地下工作。汪声鸣来到成都先在内迁的燕京大学借读，以此掩护身份。
1943年，汪声和考入齐鲁大学政治经济系。齐鲁大学在抗战爆发后迁到成都，借用华西坝上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校舍、实验室、教学医院和图书设备等条件办学。
在大学学习期间，汪声鸣一方面利用自己懂无线电技术的特长，为大家修理电器，收入用于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他也协助大哥接听延安广播，帮助大哥维修和保护地下电台等地下工作，并在大学里开展学运工作。
汪声和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他不住在华西坝齐鲁学生宿舍，住在成都商业街“援华美军招待所”。他关心同学，乐于助人，因经济情况也比较好，经常接济同学。
同时，汪声和思想活跃，积极从事，是朝明学术研究社最早的成员和筹备人之一，利用朝明社从事、领导同学参与革命斗争。
朝明社是校际组织，每校成立分社，华西协合大学称“旷野社”、齐鲁大学称“海潮社”、四川大学称“旭光社”等，这些分社按期出版壁报，揭发的黑暗统治，吸引中立的同学阅读，扩大影响。
齐鲁大学发生过几次革命斗争，如反对发动学生参加青年军、反对校长汤吉禾、争取学生自治会领导权和《齐鲁文摘》事件等，汪声和都站在斗争的前列。
1945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26周年纪念日，成都各大学108个团体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遭到了特务的捣乱。但是革命同学还是举行了浩大的营火晚会，在会场燃起了象征革命火焰的熊熊烈火，三千余名学生参加，包括汪声和在内的朝明社全体社员踊跃参加，并提出了 “发扬五四精神！”“组织联合政府！”等革命口号，会后举行火炬。
汪声和在学生中有较高的威望，1945年被选为齐鲁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准备打内战，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争取民主，促进团结，反对内战，成都各大学学术团体联谊会召开，联谊会编发了“反对内战，促进民主团结”专辑，并在《燕北新闻》上发表了《反对内战宣言》和《致美国学生书》。
在汪声和的支持下，齐鲁大学朝明社组织了联谊会的进步团体之一的“齐鲁文摘社”，编写反对内战的墙报、召开时事座谈，促进全校进步力量的斗争。由于汪声和的主席身份，受到了反动势力的围攻和监视，可是他坚持斗争，获得华西坝其他大学进步力量的支援。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仅一个月，美、英、苏三国于2月11日同时披露了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内中有损害我国利益的条款。当时，苏联红军正从东北撤退，据说有拆迁工矿设备、把机器作为战利品搬回国的事，还发生过打死接收抚顺煤矿的矿冶专家张莘夫的行为，引起了一些青年学生的不满。一些城市还发生反苏，喊出情绪偏激的口号，如“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成都的部分学生也进行了反苏。地下党则通过“民协”等外围组织，动员进步学生，劝阻和制止这次。但汪声和也参加了那次，据说，那是一种保护色，要保存实力。
1946年夏，齐鲁大学迁回济南，汪声和转到华西协合大学借读，编号为“4002”。
由于当时中央航空公司业务增加，汪声和须时常出差，在成都的时间不多。这时如地下党电台机件损坏，而汪声和又不在成都，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于是汪声和辞去了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务，专心求学。
从档案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汪声和的成绩，不论是在齐鲁大学，还是在华西协合大学，都是很良好的。
在华西协合大学，他还从学于萧公权，除了在《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堂上聆听教诲，还在课下思考国家的出路，更加坚定地投身到为中国民主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洪流之中。
汪声和热爱戏剧，善于用戏剧表达对时局的鞭挞。早在齐鲁大学就参加学校的话剧组，排练曹禺的经典作品“雷雨”。
《齐鲁大学校刊》在“夜来《雷雨》声，泪落知多少”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雷雨”演员有汪声和等，由于时间匆促，每晚排练至夜深。在华大体育馆欢送毕业同学会上，“雷雨”上演，“一时观众如云，途为之塞，各演员均炉火纯青，表演精彩动人，观众至有同情落泪者，至早一时许始尽兴而散。”
在华西协合大学借读期间，汪声和更是作为特约演员参加成都太平街中国艺术剧团的开场戏“清宫外史”演出，还在华西坝各大学组织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垒”中出演重要角色。
汪声和在戏剧舞台上用认真的态度演绎着一个个形象饱满的角色，带给观众无限震撼、感动以及思索。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成都艺术剧团的演员裴俊，并结下良缘，夫妻双双成为红色特工。
1947年6月汪声和从齐鲁大学毕业后，与裴俊在重庆结婚。裴俊的资料很少，只知道她曾用名裴哲镜，1921年生于四川成都贫民家庭，1933年到财主家当丫头，1937年考入戏剧教育队，1941年考入四川大学附属成都剧团。
婚后，裴俊成为了继二弟汪声鸣之后汪声和的又一个革命助手，裴俊从此开始协助他的秘密地下工作，收报时为他译电码，发报时为他警戒。
二弟汪声鸣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在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机械师，根据组织安排，转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兄弟短暂分别。
汪声鸣在上海接受张困斋和李正文的领导，他们都是我党隐蔽战线红色通信先驱，在此期间，汪声鸣和谢棣华的任务是保证李白电台畅通和备用电台的安全。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
李白的电台是我党在上海潜伏电台中的佼佼者，他的电台功率很小，远在千里的总台收到的电波讯号非常清晰，这要归功于汪声鸣和谢棣华，是他俩将电台的技保工作做得很完美。
1947年7月，根据单线联络员和上级陈甫子的指示，汪声和办理了休学，他们夫妇也离开了重庆去汉口工作。
汪声和夫妇刚刚到了汉口，汪声和就再次施展他在通讯电台方面的独门绝技，通过对天线加以改装，立即处理了地下党在汉口架设一部潜伏电台无法与总部联络的难题。
1947年9月，陈甫子指示汪声和前往上海会晤苏联驻沪领事馆武官顾伦近，并接受其领导。从那时起，汪声和开始接受和苏共情报组织的双重领导。
我党和苏联同为阵营，早期不仅有地下党到苏联接受情报和保卫工作培训，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东北，都有地下党奉命参加苏联情报组织，利用人熟地熟的优势，搜集反动派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作为情报强国的苏联，出于国际主义和自身安全考虑，也在情报方面给了地下党有力支持。苏区五次反围剿、五十年代龙潭后三杰从美国安全返回，都得到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协助。
1947年冬，中央航空公司计划将汪声和调往兰州工作，因为党组织要求他继续在沪从事地下工作，汪声和借故辞去了在中央航空公司的职务。
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汪声和打入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担任了电台台长一职，以此为掩护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与二弟汪声鸣再次重逢。
在民航局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的有汪声和、陈甫子、金铿（曾用名金汉明）和冯谦等人。解放初期的两航起义成功，与这些长期在民航局从事地下工作的员在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两航起义成功有我党这些无名英雄的一份功劳。
转眼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的战局急转而下，败局已定，在大陆上一场场大决战的序幕次第展开的同时，国共两党又在同时布局大陆之外的海岛台湾。根据解密的档案，苏联的情报组织也把目光转移到了宝岛的上空。
1949年初，当中国革命胜利曙光在东方地平线即将升起的时候，汪声和却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奉命潜入台湾。
其实，当时在选择去台湾执行潜伏任务的最后阶段，汪声和是有条件留在大陆等待全国解放的机会的，汪声和的五弟汪声光回忆说：“去台湾建立秘密电台，原本是派另一名地下工作者。哥哥汪声和对他说：去台湾要全家去，你家九口人，太危险了，还是我和裴俊去吧。”
根据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武官顾伦近的命令，汪声和计划借民航局拆迁疏散电台之便，于2月份携眷赴台秘密设立电台，建立我党在台唯一一部秘密电台。
在如何携带收发报机的问题上，汪声和和他的上级，也就是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武官顾伦近发生了严重分歧。
汪声和认为，潜伏的电台最好由他贴身携带并用普通收音机改装而成，可将重要零件密装于收音机内，这样电台随用随改便于伪装，这也是他最拿手的技艺。
可是，固执的顾伦近说啥也不同意汪声和的意见，他从始至终坚持由他们派专人去台湾，专程送去专业的电台。
最后，汪声和不得已同意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安排。一年后的事实上：当敌人在台北汪声和家中搜出特工专用电台时，他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
，九游会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