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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呈现从短期应对向中长期布局的显著转向。年初，政策以逆周期调节为主，重点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冲击；二季度后，随着中美关系阶段性缓和，政策重心逐步向“反内卷”、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中长期目标倾斜。房地产下行但政策托底有限，反映出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容忍度提升。全年政策轨迹表明，中国已从“风险防控”过渡到“聚焦内生动力”阶段，强调跨周期调节，为“十五五”高水平发展夯实基础。
2026年GDP增速目标可能仍设定为5%左右，该目标兼顾了潜在增长约束与中长期发展需要。宏观政策取向将体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优化结构（如赤字率保持4%、专项债向民生倾斜）和货币政策灵活精准（降准降息空间存在限制，侧重结构性工具），稳定经济稳步的增长底线；另一方面，对外经贸采取“防守反击”策略，利用中美贸易休战窗口，“深练内功”，减少外部依赖，高水平发展成为政策框架中心，培育新质生产力。
在具体领域，政策将注重平衡短期稳增长与长期结构改革。行业层面，“反内卷”政策可能以疏堵结合方式推进，避免行政式去产能，而是通过公平竞争和环境标准引导产业升级；房地产政策从防风险转向托底“软着陆”，不搞强刺激，重在盘活存量和构建新模式。基建投资坚持“量稳质升”，增速预计3%-5%，重点投向新基建和民生补短板；“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是2026年的重要目标，在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问题，房地产投资难以快速企稳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是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抓手，将聚焦高端化、智能化，保持增加值占GDP25%的占比。
总体而言，2026年政策旨在实现“弱复苏”下的内外均衡。通缩压力可能通过中美互补缓解（中国低价商品抑制全球通胀，为美联储降息创造条件），以此来降低国内政策压力。政策层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如消费升级、科技突破）而非大规模刺激来稳定经济，同时降低社会内部风险，最终实现《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赢。
2025年初，国内政策基调仍是以推出增量政策、应对外部冲击保增长为主，且2024年“924”一系列增量政策效应的余温尚存。一季度，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最热议的话题便是“东升西降”，但仍未能止住黑色商品市场的下行趋势。几乎与此同时，1月中旬美元指数达到阶段性高点，离岸人民币汇率受到美元指数的抑制作用随之减弱；而影响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表现和货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达到历史最低点，随后中美利差收窄，国内投资风险偏好得到一定的改善。或许与以上现象相关，继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后，央行终于开始有了实质性动作——1-2月释放巨量流动性，其中，1月中国央行资产规模环比增约6%；1月17日当周央行净投放14539亿元流动性，当月净投放量是疫情后单月净投放量最多的一个月。彼时，财政资金前置，基建投资增速表现不俗；房地产市场挟“930”新政余温仍处于复苏阶段。
二季度是遭受外部冲击最严重，但也是政策重心转变的开始，中长期目标权重上升，“反内卷”等有关政策受到更多关注。4月初，美方所谓“对等关税”落地前后几日，对中国资产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冲击较大，但中方有力度的反制及中国经济韧性，使得中国资产出现“黄金坑”，此后，A股主要股指趋势性上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骤减，呈缓慢升值趋势。与此同时，政策层面做好政策储备，全力应对外部冲击。转折发生在5月12日，中美在日内瓦初步接触后，会谈成果超预期，接着6月中美元首通话后，中美经贸摩擦处于可管控状态；同时，4月出口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极具韧性。随后，政策层面重心向中长期发展目标转移，5月中旬国务院召开“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便是政策关注点转向的开端。最受市场关注的是，7月1日中央财经委第六次全员会议“建设统一大市场”及“反内卷”等相关联的内容，国内定价的商品迎来一轮“小牛市”，但随着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确认中长期发展目标权重上升，但未提及“反内卷”更多细节，“反内卷”行情降温。与流动性相关的两个重要事件，可能更是长期影响商品市场的因素：一是自6月份开始央行资产规模连续4个月扩张，这是疫情后首次有4个月连续扩张的年份；二是美联储于9月重启降息，虽然市场降息预期起起伏伏，但是全球流动性因美联储降息而继续宽松是不争的事实。流动性原因是我们大家都认为A股继续表现不俗，且国内定价商品在“反内卷”行情降温后，相比于6月之前，下行速度显著放缓，且绝大多数品种的价格仍远高于7月1日之前的关键原因。
相比于一季度，二季度后国内经济表现变化最大的一个方面，是房地产市场由复苏转为下行，这一趋势在下半年愈演愈烈。虽然政策层面注意到了房地产市场加速下行的现象，也数次提到“止跌回稳”，但是强有力的刺激或托底政策并未出台。房地产市场下行但是对经济拖累逐渐减轻的事实似乎正在被接受。尤其是在10月下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且按照“惯例”于10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未召开，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政策层面似乎更加关注中长期发展目标，短期稳增长的紧迫性不高，房地产市场受到的关注度也不高。流动性边际变化也能反映短期政策关注方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较能反映实体经济活化度的M1-M2剪刀差再次收窄，M1更是阶段性见顶；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的央行资产规模环比增速在10月和11月均在0附近，且低于疫情后5年同期的中等水准。我们大家都认为流动性宽松趋势未变托底商品的价值，而流动性边际收紧导致商品的价值上行乏力的重要原因。
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呈现从短期应对向中长期布局的显著转向。年初，政策重心仍以逆周期调节为主，尤其是为应对二季度后也许会出现的外部环境突变做好了政策储备。5月中美日内瓦会谈成为关键转折点，伴随出口数据展现韧性，政策重心开始向中长期目标倾斜：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反内卷”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下半年，政策进一步向结构改革聚焦。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但强力刺激政策缺位，表明政策层面可能正接受其“软着陆”现实。全年宏观政策的轨迹表明，中国已从“风险防控”阶段转向“聚焦内生动力”阶段，在注重通过逆周期调节平抑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时，更加重视跨周期调节，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高水平发展夯实基础。
2026年宏观政策则是在2025年宏观政策基础上的承上启下。在面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等强大的外部冲击后，国内经济运行表现出的韧性，让政策层面信心增强，一些“新认识新体会”会被运用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可以概括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面对国内复杂的短中长期经济问题，要把握好政策定力。“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这些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能解决的”。在某一些程度上，这已经给过去一年在面临国内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时，要不要继续加码政策稳增长的争议下了结论，即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一些指标下行是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阶段性波折，是正常的。
尤其是在出现“逆周期”后加上“跨周期”这个新变化后，预计政策出台的节奏将更有定力。此前，央行在最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时隔一年多重提“跨周期调节”，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表述变化。而央行上一次提及该内容还是在2024年8月之前。短期来看，对二者表述权重的变化，是观察政策是否倾向于通过短期发力来稳定经济稳步的增长的重要参考如果强调“逆周期调节”，则政策发力可期，反之，强调“跨周期调节”，则政策趋于保守。结合10月中旬，总理召开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看待经济运行的视野要更加宽阔，这已经指向了短期经济波动可能不需要政策“抚慰”。
面对外部冲击时，过去总是被动的局面需要被改变。这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到的“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除了破除国内的发展难题外，指向应该很明确。在2025年国庆假期后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中方主动“亮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外实力此消彼长，国内发展形势日新月异，“方法论”要一直与时俱进。
当然，制定2026年宏观政策，既要加强对2025年经济工作的“新认识新体会”，也要考虑2026年的特殊性。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政策将继续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寻求平衡与发展。一方面，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首年，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十五五”时期最主要的任务，新质生产力在2026年能获得显著提升是题中之义。另一方面，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稳步的增长将会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最后，2026年大部分时间或许是中美贸易战整体可控，摩擦升级的可能性相对不大，这对中国解决“卡脖子”难题的难得窗口期，但也要随时应对摩擦出现，破坏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就整体宏观政策力度而言，预计2026年政策力度会介于2024年9月后（一系列增长政策出台）和2025年7月后至今（更多地关注中长期目标）之间。在2025年5月12日中美日内瓦会谈后，我们大家都认为，中长期发展目标高于短期稳增长目标。而在12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稳增长，即完成2026年可能相比来说较高的经济提高速度目标和中长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目标同等重要。预计会后提前布局2026年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消息，包括部分增量政策的消息可能会传出。我们强调的是，即使有增量政策，也并不代表2024年“924”再现，而是为2026年一季度经济工作做准备。
2026年的宏观政策取向将延续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但更强调提质增效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本文将系统预判2026年宏观政策的整体取向，包括对高水平发展的核心认识、经济稳步的增长目标的预期以及对外经贸斗争的基本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展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行业“反内卷”政策、房地产政策、基建投资和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动向以及实现内外均衡等多个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高水平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一切发展难题，有效应对大国博弈的“金钥匙”。这可能也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及的“新认识新体会”的内涵。
正如上文提及的2026年的特殊性，高水平发展在2026年政策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将被进一步巩固。高水平发展不仅是经济提高速度的换挡，更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其内涵包括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安全可控和民生改善等多重维度。首先，创新被视作高水平发展的第一动力。政策将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通过完善新型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关键领域寻求突破，以解决“卡脖子”问题。其次，绿色发展成为硬约束，政策会强化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使经济稳步的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此外，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韧性被提到新高度，旨在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对潜在的外部冲击。
进一步的，要科学地认识新旧经济动能之间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期间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经济社会内外难题和矛盾叠加时，提高生产力，是最稳妥的办法。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国民收入增加，还能保证社会稳定。这与当下政策层面维持弱复苏-紧平衡的态度非常接近。而在旧动能尚不能完全被新动能取代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时，“先立后破”便是原则，“双碳”等相关工作会围绕此展开。而比如房地产市场，这类旧动能经济，政策层面不可能将余下的资源过多地给予这类行业行业，托底是长期目标；同时，政策层面也不会为了谋求短期经济稳步的增长而过多地举债，要竭力避免系统性风险与外部风险同时爆发。
在民生维度，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求增长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扩大内需”，也是着眼于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两会也出现新词“投资于人”，其中重要的手段是“让利于民”促消费，比如“以旧换新”。一方面，就政策回报率而言，近些年来，消费端的回报率明显高于投资端，资源向消费端倾斜似乎更划算。另一方面，过度刺激投资，而忽略消费和民生，可能加剧经济失衡。过度投资短期表现为刺激需求端，但长期肯定表现为供给过多，加剧供需失衡。
对于2026年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目标，政策层面大概率继续设定在“5%左右”的水平。这一目标既考虑了十四五收官之年的基数效应，也反映了对潜在增长率的理性评估，尤其是2026年为“十五五”规划开官之年，而“十五五”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一定的经济提高速度必须得以保证。一方面，中国经济仍具备较强的韧性和潜力，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为增长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债务约束等结构性因素制约了增速的快速反弹。因此，5%的目标是一个兼顾需要与可能的选择，既有助于稳定就业和市场预期，也为结构调整留出空间。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消费的复苏仍面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制约，投资则受制于房地产低迷和地方债务压力。因此，政策层面可能强调“争取5%”的表述，暗示目标的可协商性，以避免过度刺激带来的副作用。如果外部环境恶化或内部风险显化，不排除实际增速略低于目标的可能，但政策工具箱中储备的逆周期措施将努力使得增长不滑出合理区间。总体而言，5%的增速目标体现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导向下的务实选择。
对外经贸斗争策略上，2026年可能延续“统筹国内经济工作与国际经贸斗争”的思路。随着中美贸易战进入休战期，中国将利用这一窗口期加快内部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政策将会鼓励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分散风险。同时，中国将热情参加国际规则制定，争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但策略上会避免激进对抗，以务实合作为主。
2026年中国对外经贸策略将继续呈现“防守反击”的特点。防守层面，政策将着力增强经济的内生稳定性，通过扩大内需和推动进口替代，降低对少数发达经济体的依赖。具体措施包括优化关税政策，增加关键产品和技术的进口，同时完善出口信用体系，帮企业应对贸易摩擦。反击层面，中国将更主动参与国际规则重构，例如推动加入CPTPP和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以制度型开放换取更大发展空间。
在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仍是关键。2026年作为贸易战休战期，中美元首会面机会可能多达4次。中国将利用高层对话机制稳定关系，避免冲突升级。同时，政策会鼓励企业深耕东盟、欧盟等市场，并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拓展新兴经济体贸易圈。“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指向应该很明确。2025年国庆假期后中方主动“亮招”证实了对外斗争策略的“方法论”正在不断与时俱进。
稳增长的主要驱动。赤字率预计保持在4%左右，与2025年持平，体现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能力。国债发行规模可能适度扩大，以支持“两重”项目（重点项目和新型基础设施），但不会大幅度的增加，以避免加重债务负担。地方专项债额度将维持在4.5-5万亿元区间，并继续向民生和短板领域倾斜。
财政支出的优先序将调整，民生支出占比逐步提升。政策会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入，同时通过税费减免刺激消费，例如优化“两新”政策（以旧换新和设备更新），扩大补贴范围。最近热议的“房贷补息”等结构性政策成为可能。在收入端，税务部门将规范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清理不合理减免，以增加财政收入可持续性。此外，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将更注重公平和效率，帮助基层政府兜牢“三保”底线。
准财政工具的作用会凸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可能扩容，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在债务管理上，财政部将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化解，通过再融资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但严控新增隐性债务。总体而言，2026年财政政策将在力度的可持续性和结构的精准性之间寻求平衡，确保宏观税负不会过快上升。
2026年货币政策的总基调是“适度宽松”，但更强调灵活性和精准性，真实的操作将更显审慎。央行将接着使用降准、降息等传统工具，但不局限于降准和降息，而更多地可能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节奏和力度会视经济走势而定。大致确定明年或许至少有一次降息降准，但空间不大，内外掣肘因素增多。内部看，银行息差收窄和通胀低迷限制了利率大幅下调的空间；外部看，美联储政策转向和全球资本流动波动要求政策保持谨慎。尤其是在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保证人民币汇率稳中微升的重要性上升。2026年降准幅度或限于0.25-0.5个百分点，降息空间收窄至10-20BP（如LPR微调）。若美联储延续降息，国内政策可能侧重稳汇率而非跟进式降息。货币政策将更注重与财政协同，避免“推绳子”效应。
货币政策重心将从总量刺激转向结构优化，重点支持科学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可能高于总量工具，例如延续支农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定向措施。此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将加强，以提升政策效能。例如，在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中，央行可能通过流动性注入配合财政操作，但会避免直接货币化债务，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反内卷”反的是一切阻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而哪些代表新质生产力呢？或者哪些部门的新质生产力元素更多一些？显然是高端制造业，最具代表性也让人熟知的是包含在制造业内的“新三样”，这也是为何“反内卷”会有优先级的原因。去产能、控产量只是表象，包括信贷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不能无序地流向低效部门才是反内卷的核心。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反内卷的措辞力度相比7月1日明显偏弱“产能过剩”、“产能治理”等相关措辞未再出现；也未见此前预计的可能有具体部分行业的细节。其实，早在10月7日《人民日报》“钟才文”的“吹风文”中，提到“不存在大范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这在某一些程度上反映政策层面与市场理解的“产能过剩”问题及对策，比如行政去产能的愿望，并不一致。而近期重要会议均未提及相关措辞便是政策风向标。
针对“内卷式”竞争，2026年政策或将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一方面，政策将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重点行业如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准入标准将完善，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将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提升竞争力，而非单纯依赖价格战。例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支持公司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在产能治理上，政策可能不会搞“一刀切”的去产能，而是采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对过剩行业，将通过环保、安全等标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对新兴行业，则注重规范发展，防止一哄而上。此外，政策将推动产业链协同，鼓励上下游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减少无序竞争。这些措施旨在将“内卷”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反内卷政策不会过度加码，以免抑制市场活力。“大张旗鼓”、盲目地反内卷将可能会反过来抑制制造业投资。2026年，行业政策的成效，或许将更多体现在竞争秩序的优化和集中度的适度提升上，而非产能的绝对减少。预计有关政策将于2026年进入执行阶段，但舆论温度稍降低，且政策一定会有优先级，行业落地有先后顺序，传统板块可能排在稍后的位置。
相比于2025年，在2026年“八大任务”中，“防风险”的次序显著下降至最后一位，“民生”上升一位。房地产再次被置于“防风险”相关联的内容中，而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在《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中，房地产是被置于“民生”相关联的内容中的，在202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稿中，房地产未被直接提及，而在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要求房地产“止跌回稳”。
回顾2025年，力度较强的覆盖全国的房地产政策未出现，仅有9月份一线城市有限度的放松。但有两个现象有必要注意一下：一是8月中旬，国务院第九次全员会议，再次提及了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二是12月3日，国务院第十七次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把城市更新和消除安全隐患、稳楼市等工作结合起来……这些说明政策层面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但未有相应的政策支持。
政策层面表述上的变化以及政策实践动态，可能传递出以下几层信号：（1）政策重心转换：当前政策的优先级有几率发生了变化。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置于更前沿的位置，表明资源可能更集中地向扩大内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领域倾斜。（2）风险定位变化：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可能从需要“重点化解”的紧迫问题，转变为进入“持续防控”阶段的常态化管理。房地产政策将更多地融入于扩大内需、防范系统性风险等更大的政策框架内进行考量，而非单独突出。
因此，2026年房地产政策的主基调是“稳字当头”，重心从防风险转向促稳定。政策层面可能认为，房地产市场已度过最困难的调整期，系统性风险基本可控，因此大规模刺激的必要性下降。政策将更注重长短结合：短期，通过“因城施策”优化限购、限贷措施，释放合理住房需求；中长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模式，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具体措施上，政策层面可能鼓励地方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房，既消化库存又弥补民生短板。公积金制度将改革，提高使用灵活性和覆盖面。在土地供应上，会控制新增规模，重点盘活存量用地。此外，政策将支持“好房子”建设，推动行业向绿色、智能方向升级。房地产金融政策保持审慎。房企融资将分类管理，支持稳健企业合理需求，但严控高风险扩张。首付比例和利率可能有序下调，但不会大幅放松，以防杠杆回升。总体看，2026年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让市场继续软着陆，并为新模式转型创造条件；有力的增量政策不大可能出，托底政策需因应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变化。
投资增速可能保持平稳，预计在3%-5%区间，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随时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结构上，投资将更多向“两重”领域倾斜：一是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二是民生补短板项目，如城市更新、防洪排涝设施等。
资金保障方面，除预算内资金外，政策将继续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通过PPP模式和REITs盘活存量资产。区域布局上，投资会更多投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以促进均衡发展。同时，项目审批和监管将强化，避免盲目建设和债务风险。
绿色转型是基建投资的新亮点。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将提速，配套电网升级同步推进。此外，“平急两用”设施建设会加强，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总体而言，2026年基建投资更注重经济社会效益，而非单纯拉动GDP，体现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是2026年的重要目标，在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问题，房地产投资难以快速企稳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是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抓手。
2026年制造业发展将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政策目标是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2024年，该值约24.9%），以巩固实体经济根基。这是对维护中国世界制造大国强国地位的关键指标，也是防止产业空心化的手段，更是大国博弈的压舱石。据中研网数据，目前钢铁行业增加值占GDP约5%。重点行业如新能源汽车、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将获更多资源支持，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突破技术瓶颈。
投资将向技术改造倾斜。设备更新政策延续，鼓励企业采用数字化和绿色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布局上，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将获政策赋能，发挥集聚效应。同时，政策层面将会引导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
将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专精特新企业将获融资和税收优惠，以增强产业链韧性。在外需不确定性背景下，政策将鼓励企业深耕国内市场，通过个性化定制和品牌建设开拓内需。总体看，2026年制造业将在稳规模基础上，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持续通缩对中国经济复苏固然不是好事，但对美国而言可能并非如此。甚至中国工业品的持续通缩对中美关税战走向都具有影响。据耶鲁大学模型测算，中国PPI每下降1%，美国核心CPI降低约0.15个百分点。这是可能的逻辑：中国PPI持续通缩→压低全球商品的价值→缓解美国输入性通胀→削弱关税对美通胀的冲击→增加美联储降息灵活性→潜在地推动中美关税谈判阶段性缓和。中国低价商品成为“隐性通胀缓冲器”。
在PPI同比尚未出现拐点时，市场为长期通缩忧心之时，我们提出，中国经济维持弱复苏的可能路径大概有两种：1. PPI通缩持续→美联储9月重启降息→美国对华关税豁免再延长→中国出口维持韧性+有节奏的反内卷措施→PPI温和反弹→（可能配合中国降息等宽松政策落地）→中国真实利率降低→维持国内经济温和复苏的局面；2. 中国“反内卷”等相关行政措施落地，削减部分过剩产能 → PPI快速回升→美国通胀反弹→美联储推迟降息→中国宽松政策受制约，但真实利率可能降低→也许能够维持国内经济平衡。
从当前中美关系走向来看，走向第一种路径的可能性较大：中国低廉实惠的商品有助于间接压制美国国内通胀，促升了美联储重启降息周期的可能性，保证了全球流动性，为稳定全球经济和拓宽国内政策空间创造了积极条件；同时美国有求于中国商品的物质基础导致美国短期只能选择关税休战。这些共同造就了国内外需韧性，同时短期稳增长紧迫性不高，有利于长期结构性政策比如反内卷政策有节奏地实施。PPI能够更多地源自内生性地反弹至合理区间。即使不再大幅降息，通缩环境的改善更有助于政策有效性上升，比如真实利率降低，最终形成国内经济温和复苏的格局，长短期目标能够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同时兼顾，这是《十五五规划建议稿》的主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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